箕子：中国文化的第一子

箕子作为儒家前驱，其思想上启大禹，下开周公“明德保民”和孔子的“仁”。其经历正如韩愈在《箕子碑》里面所说：“正蒙难”；“法授圣”；“化及民”。



1、“正蒙难”是说他在隐居时心忧天下，以“箕子操”来寄情书怀；
2、“法授圣”是说周 灭商后向箕子咨询治国大道，箕子以洪范九畴传授之；
3、“化及民”是说箕子在朝鲜建立东方君子国。

1、“正蒙难”

思想家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见微知著。当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衰象初显的时候，外表上轰轰烈烈，其实内囊却上来了，所谓金玉其外，败絮其中。史记宋微子世家载“纣为象箸而箕子唏”，这说的就是这个道理。“夫商之季世，纪纲之废，道德之堕极矣。”（王国维语）商朝的灭亡决不单单是纣王一个人的过失，而是整个国家民族沉迷在令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的堕落习俗里面去了，如历代王朝末世一样。

当有人劝他离开殷商另谋高就。他说，我如果这样去做，是在“彰君之恶”和“自说于民”。于是，箕子佯狂而独自一人隐居在箕山，闲暇时候借乐曲《箕子操》抒发自已郁郁不得志的苦闷心情。当纣王闻知箕子近况，遂囚禁在今天一个名叫“箕子台”的地方。箕子台在今河南西华县。箕子在那个地方构思出洪范九畴的伟大思想。

2、“法授圣”

当周 以“小邦周”打败“大邑商”后，曾经恭恭敬敬诚惶诚恐地不耻下教于箕子。箕子就把洪范九畴治国大道传授给周 。

这个洪范九畴在中国思想史的地位实在不得了。它阐述了行政方式、行政准则及行政决策方式，是一部中国历代专制王朝的行政大法，对于中国专制社会形成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，同时也奠定了阴阳五行说的基础，提供了中国人传统思维的框架。

从洪范九畴的内容看，它涵盖了对自然世界、人身、行为、治国安民、政纲、天文、历数、根本大则、做人德性、气候征象、祸福种类等等人生实践内容的全部，但它决不是西方认识论意义上的知识，而是完全出于实用目的的一种经验积累。洪范九畴其实是就社会政治秩序对君王说话行为的经验总结。陈来在《儒家思想的起源》一文中说，“中国上古的天启文献竟然全部集中于社会事务，这不能不说华夏族特有的一种文化态度和文化精神。”

社会秩序的得治是“洪范九畴”提出的真正目的，这与亚里斯多德提出范畴理论的本体论目的可谓是天壤之别。就目的的思维特征言，亚里斯多德范畴理论的提出，是出于一种“纯知识”的兴趣和好奇。而“洪范九畴”的提出则是出于解决社会现实问题的实用性需要。

从方法的角度看，亚里斯多德对范畴的获得方法和途径进行了自觉的反思，在思维上具有思辩色彩，一种远离人生感觉经验的纯理性态度。这反映在范畴篇前四章内容。相反，洪范九畴是中国人对人生、社会实关怀而求得的经验知识。“这些分类的标准是经验，故可视为经验的综合。”（成中英）由此我们可以得知西方思维方式是本体、语言、逻辑三位一体的，而中国的传统思维方式则是社会、实用、经验的三位一体的。所谓中国古代“四大发明”其实就是这种思维下的“杰作”。

箕子作为思想家最伟大的地方在于首次提出“社会公正”的政治哲学，并且寄希望于“开明君主制”。“五曰皇极......皇极，皇建其有极......毋偏毋颇，遵王之义。毋有作好，遵王之道。毋有作恶，遵王之路。毋偏毋党，王道荡荡。毋党毋偏，王道平平。毋反毋侧，王道正直......凡厥庶民，极之傅言，是顺是行，以近天子之光。曰天子作民父母，以为天下王。”（史记宋微子世家）在这里箕子阐述了“王道正直”的精神史观。“皇建其有极”就是要国君建立治国的典范，这个典范就是“王道”（即遵王之道、遵王之路、遵王之义）。后人释“皇”为大，释“极”为中，又云：“大中之道，大立其有中，谓行九畴之义。”

3、“化及民”

在那次两人高峰会面之后不久，周 把朝鲜作为箕子的封地赏赐给他。箕子来到自己的封地后除了颁布实施具有宪法性质的“八条之教”外，教民耕作建立“箕田”、教民礼仪。今天朝鲜穿衣喜欢白色，就是“殷人尚白”这一习俗的延续。

“殷道衰，箕子去之朝鲜，教其民以礼义，田蚕织作”（汉书地理志）
“昔箕子既适朝鲜，作八条之教以教之，无门户之闭而民不为盗”（三国志魏书东夷传）

多年以后那个春天，箕子朝周。路过当年故都废墟，不禁悲怆凄然之情油生，作诗《麦秀歌》：

麦秀渐渐兮禾黍油油。
彼狡童兮不与我好兮。

箕子：中国文化的第一子

箕子作为儒家前驱，其思想上启大禹，下开周公“明德保民”和孔子的“仁”。其经历正如韩愈在《箕子碑》里面所说：“正蒙难”；“法授圣”；“化及民”。



1、“正蒙难”是说他在隐居时心忧天下，以“箕子操”来寄情书怀；
2、“法授圣”是说周 灭商后向箕子咨询治国大道，箕子以洪范九畴传授之；
3、“化及民”是说箕子在朝鲜建立东方君子国。

1、“正蒙难”

思想家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见微知著。当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衰象初显的时候，外表上轰轰烈烈，其实内囊却上来了，所谓金玉其外，败絮其中。史记宋微子世家载“纣为象箸而箕子唏”，这说的就是这个道理。“夫商之季世，纪纲之废，道德之堕极矣。”（王国维语）商朝的灭亡决不单单是纣王一个人的过失，而是整个国家民族沉迷在令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的堕落习俗里面去了，如历代王朝末世一样。

当有人劝他离开殷商另谋高就。他说，我如果这样去做，是在“彰君之恶”和“自说于民”。于是，箕子佯狂而独自一人隐居在箕山，闲暇时候借乐曲《箕子操》抒发自已郁郁不得志的苦闷心情。当纣王闻知箕子近况，遂囚禁在今天一个名叫“箕子台”的地方。箕子台在今河南西华县。箕子在那个地方构思出洪范九畴的伟大思想。

2、“法授圣”

当周 以“小邦周”打败“大邑商”后，曾经恭恭敬敬诚惶诚恐地不耻下教于箕子。箕子就把洪范九畴治国大道传授给周 。

这个洪范九畴在中国思想史的地位实在不得了。它阐述了行政方式、行政准则及行政决策方式，是一部中国历代专制王朝的行政大法，对于中国专制社会形成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，同时也奠定了阴阳五行说的基础，提供了中国人传统思维的框架。

从洪范九畴的内容看，它涵盖了对自然世界、人身、行为、治国安民、政纲、天文、历数、根本大则、做人德性、气候征象、祸福种类等等人生实践内容的全部，但它决不是西方认识论意义上的知识，而是完全出于实用目的的一种经验积累。洪范九畴其实是就社会政治秩序对君王说话行为的经验总结。陈来在《儒家思想的起源》一文中说，“中国上古的天启文献竟然全部集中于社会事务，这不能不说华夏族特有的一种文化态度和文化精神。”

社会秩序的得治是“洪范九畴”提出的真正目的，这与亚里斯多德提出范畴理论的本体论目的可谓是天壤之别。就目的的思维特征言，亚里斯多德范畴理论的提出，是出于一种“纯知识”的兴趣和好奇。而“洪范九畴”的提出则是出于解决社会现实问题的实用性需要。

从方法的角度看，亚里斯多德对范畴的获得方法和途径进行了自觉的反思，在思维上具有思辩色彩，一种远离人生感觉经验的纯理性态度。这反映在范畴篇前四章内容。相反，洪范九畴是中国人对人生、社会实关怀而求得的经验知识。“这些分类的标准是经验，故可视为经验的综合。”（成中英）由此我们可以得知西方思维方式是本体、语言、逻辑三位一体的，而中国的传统思维方式则是社会、实用、经验的三位一体的。所谓中国古代“四大发明”其实就是这种思维下的“杰作”。

箕子作为思想家最伟大的地方在于首次提出“社会公正”的政治哲学，并且寄希望于“开明君主制”。“五曰皇极......皇极，皇建其有极......毋偏毋颇，遵王之义。毋有作好，遵王之道。毋有作恶，遵王之路。毋偏毋党，王道荡荡。毋党毋偏，王道平平。毋反毋侧，王道正直......凡厥庶民，极之傅言，是顺是行，以近天子之光。曰天子作民父母，以为天下王。”（史记宋微子世家）在这里箕子阐述了“王道正直”的精神史观。“皇建其有极”就是要国君建立治国的典范，这个典范就是“王道”（即遵王之道、遵王之路、遵王之义）。后人释“皇”为大，释“极”为中，又云：“大中之道，大立其有中，谓行九畴之义。”

3、“化及民”

在那次两人高峰会面之后不久，周 把朝鲜作为箕子的封地赏赐给他。箕子来到自己的封地后除了颁布实施具有宪法性质的“八条之教”外，教民耕作建立“箕田”、教民礼仪。今天朝鲜穿衣喜欢白色，就是“殷人尚白”这一习俗的延续。

“殷道衰，箕子去之朝鲜，教其民以礼义，田蚕织作”（汉书地理志）
“昔箕子既适朝鲜，作八条之教以教之，无门户之闭而民不为盗”（三国志魏书东夷传）

多年以后那个春天，箕子朝周。路过当年故都废墟，不禁悲怆凄然之情油生，作诗《麦秀歌》：

麦秀渐渐兮禾黍油油。
彼狡童兮不与我好兮。